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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迟点到单位”,可单位却再也没有等到他……

“给我的同事打电话,我要迟到了。”这是广州花都监狱警官黄淑玲死前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没想到,这句话成了告别。

9月1日早上,黄淑玲像往常一样,正准备去上班,突然摔倒在地。他抓住附近的妻子说,“我不舒服。快给我的同事打电话。我要迟到了。”很快一头栽倒在地上。后来,黄淑玲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不幸的是,7天后,黄淑玲因严重颅内出血仍然56岁。最近,记者在黄淑玲死前从他所在的单位了解到了他的故事。

他把自己的职业作为自己的家族事业。

黄淑玲年轻时继承了父亲的工作,成为“两工制”的一员。1980年,他从广东乐昌农场调到中国的“一号矿”。他最初被分配到机械队的土方工程队,主要负责矿井土方工程的开挖和运输。

花都监狱,原名广州一号劳改营,外面叫“新生采石场”,里面叫“一号矿”。那时候,这里的工作环境是出了名的艰苦。

工人们住在半山腰的泥屋里,甚至在深达几十米的池塘底部,到处都是灰尘,爆破岩石的声音一年到头震耳欲聋。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北风刺骨。在这样的环境下,黄淑玲咬紧牙关,不屈不挠。

两年后,黄淑玲被调到“煤矿一号码头”大队,因为她“极其勤奋踏实”。她组织劳动改造人员将从“池塘底部”开采的石灰石运送到其他地方,然后通过河运。

当时,码头大队面临着“水、电、行、劳动教养、婚姻”的“五大难题”。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露宿街头,暴露在阳光和雨水中,戴着星星。几乎没有假期。黄淑玲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了20年。他从最基层的班组长做起,逐渐在“码头”成长为研究所的中层领导干部。

黄淑玲经常鼓励年轻警察:“我们应该把平凡的事业当成我们的家族事业,脚踏实地,取得非凡的成绩。”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他自己,他总是在心里假装是别人。"同年王东升跟黄淑玲调了过去,眼睛湿润了。他回忆说,在码头的十多年里,黄淑玲遭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一年365天,黄淑玲几乎每天都“泡”到大队。在假期,他会主动给有需要的同事一个与家人见面的机会。在新的一年里,他还会从自己的口袋里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给经济困难的劳动教养人员。

他坦率地说,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时,他宁愿辞职。

自2001年以来,黄淑玲经历了六次大手术。由于钙化,他的胆囊被切除,胸椎只能嵌入金属内进行内固定。到2016年,他被发现患有直肠癌,不得不再次接受直肠分流术。

这些局外人无法想象和忍受的痛苦并没有打败黄淑玲。他总是以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对待他的亲戚朋友。

2016年,刚刚完成直肠癌手术并仍在手术中恢复的黄淑玲(Huang Shuling)得知监狱整体搬迁的消息后,立即申请工作。

为了工作,他不得不把一个排泄袋绑在身上,并负责在单位会见罪犯的家人。他每天至少进出监管区四次。有时,他们还在会议厅向有需要的罪犯亲属宣讲法律、法规和政策,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我看着我们的监狱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所以我也希望花都监狱能看着我顺利交接警棍。如果真的不可能,我只是祈求上天不要让我躺在病床上离开,我宁愿站在我的岗位上摔倒……”黄淑玲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他们的担忧。

我没想到许多年后,黄淑玲离开了毕生奉献的工作。“我上班要迟到了”这句话再也不能实现了。

[记者]关Xi如意

[记者]隋斯·魏宣·冉立·李伟

[作家]关Xi如意

[消息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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